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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新興技術及其產業化應用推動國際生產和貿易體系加快重構，全球產業鏈呈現出數字化、綠色化、融合化的新趨勢。受中美之間大國競爭全面升級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影響，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范式和一體化生產網絡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部分環節受阻中斷，短鏈化和區域化的特征顯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丹輝認為面對復雜多變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形勢，我國要立足構建新發展格局，充分發揮產業體系完整、產業鏈韌性強勁的優勢，創新驅動強鏈延鏈，加緊補短鍛長，全面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建立完善產業鏈安全預警機制，推動建立協同高效的區域價值鏈，打造現代化產業鏈，有力支撐中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鏈的思路及建議：

1. 科學評估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形勢和保障能力，精準識別斷點堵點，堅持創新驅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不斷突破產業鏈關鍵環節上“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和零部件，全面提升產業基礎能力。

2. 充分調動生產端消費端積累的海量數據優勢，加快構建可延展、可共享、能兼容、開放式的數據要素交易機制和數字資產體系，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據化齊頭并進，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持續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3. 大力培育擁有國際化的前瞻視野、領航行業發展關鍵力量的產業鏈鏈主企業，壯大憑借高溢價專用資產嵌入全球價值鏈、深植于高技術領域產業生態體系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群體。

4. 技術減排、結構減排和制度減排多措并舉，差別化分解雙控任務，強化“自上而上”與“自下而上”雙向互動的減排激勵機制和市場化的倒逼作用，鼓勵高載能行業攻堅克難，數字化綠色化同頻共振。

5. 夯實亞太區域價值鏈的制度基礎，打造協同高效的“亞洲制造”新體系。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體制，由全球治理體系的主要參與者轉向制度設計者和邊際貢獻者，創造性、高質量地提供全球治理公共產品。

6. 建立完善產業鏈風險評估和安全保障體系，切實維護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稀有稀缺金屬、人工智能、5G等重點領域的國際利益共享機制，加強因外交事件、技術封鎖、金融危機、重大突發事件等因素引發的供應鏈風險預警。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新興技術及其產業化應用推動國際生產和貿易體系加快重構，全球產業鏈呈現出數字化、綠色化、融合化的新趨勢。受中美之間大國競爭全面升級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影響，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范式和一體化生產網絡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部分環節受阻中斷，短鏈化和區域化的特征顯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外部不確定性明顯增多，產業鏈安全形勢復雜多變，放大了中國經濟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同時也為立足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鞏固提升產業體系優勢、增強產業鏈韌性、主導塑造“安全開放、協同共贏”的區域價值鏈帶來了新機遇，提出了新要求。

自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頭十年，伴隨著全球化進程提速，世界范圍內相對寬松的貿易政策環境為國際分工深化提供了有利條件，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基于各國比較優勢和成本級差的離岸外包成為國際生產活動的主流范式，帶動了國際貿易向遠程化發展，形成了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以國際金融危機為轉折點，全球價值鏈外延式擴張開始放緩。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反思實體經濟過度虛擬化的危害，相繼制定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引導制造業回流，但世界經濟因新發展動能缺位而復蘇乏力，遲遲走不出金融危機的陰霾，這加劇了各個國家和地區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分化。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導致的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為逆全球化潮流推波助瀾，致使全球價值鏈收縮，國際生產布局由分散轉向相對集中。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下制造范式和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共識增強推動國際生產和貿易加快數字化、綠色化轉型；另一方面，傳統多邊體制與全球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新興經濟體崛起引發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沖突等重大突發性風險事件正在改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所處的外部環境，諸多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疊加，不斷強化政府和企業對產業鏈韌性的偏好，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戰略意義凸顯。

全球產業鏈加快數字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長遠來看，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根本動力在于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即便遭遇逆全球化和安全形勢惡化，世界經濟終究要依靠科技創新和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再平衡。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在歷經了工業化、信息化之后，加快邁向數字化和綠色化，以化石燃料耗費為特征的工業文明向綠色生態文明跨越發展，這必將影響生產組織方式和企業價值創造的發展方向。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催生未來產業群，以數字技術為引領，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共同賦能全球產業鏈重構，將生產端和消費端集成的海量數據要素投入到新農業、新礦業、新制造、新金融、新商業的發展之中，通過自組織、網絡化、分布式、平臺型再造，全球產業鏈將被賦予生產與服務深度融合、上下游邊界趨于模糊、批量化與定制化共存的新特征。當然，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來，當德國工業4.0的熱度漸退、以通用電氣（GE）為代表的行業巨頭推動工業互聯網遇挫，學術界、企業界和各國政府開始重新審視數字技術在實體部門應用及其價值創造面臨的困難與障礙。對于企業而言，數字化與標準化并不一定兼容，差別化的數字技術和智能解決方案卻可以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利潤來源。需要強調的是，由于行業技術特征和要素結構不同，產業鏈不同環節上數字資源的積累進度、開發利用路徑及其可交易性存在明顯差異，產業鏈上下游的數字化轉型很難做到齊頭并進，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產業鏈的結構性失衡。

綠色化是全球產業鏈重構另一條清晰的主線。實際上，全球綠色發展同樣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迎來了一輪資金、技術和政策投入的高潮。各國積極尋求更加清潔的能源，抓住機遇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發展新興綠色產業，創造綠色就業崗位，確保綠色增長成為經濟社會變革的持久動力。隨著主要工業國相繼發布碳中和時間表，綠色發展和低碳轉型的國際共識增強，相關領域大國競合的格局開始顯現。產業鏈綠色化要以能源轉型為前提和基礎，以全鏈條和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綠色再造為目標，在技術減排、結構減排和制度減排三個層面上共同發力。全球碳中和要求采取多樣化的減排路徑，運用數字技術對產業鏈實施綠色化升級有助于精準識別排放責任，促進產業間融合特別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帶動綠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同時也要看到，在已確立碳中和目標的國家與地區之間整合低碳發展資源，進而形成統一的碳市場，會強化產業鏈的區域化傾向。不斷細化的減排目標將拉大不同行業以及不同國家產業鏈的“綠色級差”。為此，作為全球碳中和的先行者和全球氣候變化領導者的歐盟率先推出了碳邊境調節機制，意在倒逼中國等出口大國的電力、水泥、化肥、鋼鐵和鋁等高碳行業加快脫碳技術改造和產能退出，實行碳關稅給本已壁壘林立的全球貿易環境增加了新的機制性障礙。

生產本地化與集中度提高。生產本地化是跨國公司基于投資動機，對要素成本、行業技術特征和分工方式、東道國政策等技術因素和區位條件進行綜合考量的策略安排，其中市場尋求型的國際直接投資往往會產生較強的本地化效應。考察近十年來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變動可以看出，生產本地化已不再僅僅局限于跨國公司生產布局的決策，而是具有了多樣化的趨勢和內涵，進而改變了國際生產和貿易的結構。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制造業回流直接推高了本地生產占比。自動化技術的廣泛應用作為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的重要動力，對生產本地化提供了有力支撐。這類技術的高生產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的劣勢，強化了再工業化對本地生產和采購的倚重。以美國為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在技術進步與政府“再工業化”戰略的共同推動下，美國工業增加值率較長時期內下滑的狀態得以反轉，至2015年已超過危機前的階段性高點。再從新興經濟體的情況看，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以加工貿易方式擴大制成品出口既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外開放的起點，也是后發國家接入國際生產體系的主要方式。但隨著國內配套能力增強，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憑借日趨完善的產業體系和日益活躍的創新活動加快進口替代，這些國家的企業（包括跨國公司設在當地的生產企業）對中間品進口的依賴度逐步下降。

自動化和數字技術應用推動的生產本地化促使全球價值鏈演進的動力機制由成本驅動轉向知識和創新驅動，在一定程度改變了要素成本在跨國公司生產區位選擇中的角色，扭轉了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生產外向化、發散式的變動方向，致使全球生產和貿易趨向集中，表現為中間品和工業制成品的市場集中度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分別由1993年的8.13%和9.12%升至2018年的9.64%和11.06%，這意味著國際生產體系中有可能出現更多較短的價值鏈和更為集中的地域分布，導致主要貿易大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發生較為明顯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等機構的數據測算，2020年，美國和德國的全球價值鏈（GVC）參與度分別由2010年的62.0和108.8降至2020年的52.3和94.0，中國GVC參與度也由2013年高點的38.9回落到2019年的34.1。總體來看，生產本地化是技術和政策環境變化的結果，但由此引致的中間品投入結構變化和零部件跨境貿易減少或使部分行業的產業鏈面臨解構和空心化的風險。

產業鏈韌性偏好凸顯。面對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升級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擴散，企業的風險偏好明顯弱化，生產布局從“效率優先”轉為“戰略優先”，尋求建立兼具韌性與穩健性產業鏈的意愿更加迫切。政府應對國際貿易政策收緊和重大風險事件的舉措則強化了產業鏈的韌性偏好。為了對沖全球供應鏈中斷對本國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各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鼓勵企業降低對生產環節中間品和最終產品進口的過度依賴，政府扶持和財政補貼減輕了企業調整產業鏈布局的成本壓力。現階段以及疫情后的一段時間內，產業鏈布局的成本與效率導向勢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讓位于安全原則和韌性偏好。也有學者指出，當前美國和歐盟的供應鏈韌性戰略因面臨兩個“悖論”而難以持續：一是緊急狀況下的快速恢復與無效率的剩余能力之間的悖論；二是穩定可靠的供應關系與靈活可變的渠道之間的悖論（王中美，2022）。理論上講，在外部不確定性增加的條件下，集中的產業鏈布局并不利于分散風險，而且即使為抵御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風險事件的沖擊，使用完全本地化的產品來增強韌性仍然是不可取的（米魯多，2020）。產業鏈韌性能夠使企業在遭遇重大風險沖擊時具備快速響應和恢復的能力，但對于新冠肺炎疫情這類持續時間較長且已形成“疤痕”效應的外部風險而言，擁有多個可替代的生產區位才能在危機中確保生產經營的穩健性。因此，政府和企業不應因追求產業鏈韌性而過分強調本地化，否定全球分工協作的意義，而是需要通過提升產業鏈的多樣化和冗余度，最大程度地兼顧安全與效率的目標要求。

區域化趨勢增強。除了本地化生產之外，產業鏈韌性偏好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區域化安排。區域一體化生產組織并不是新鮮事物，但進入數字時代，企業具備更強的將產業鏈布局在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相近的區域內部的動機和意愿，創新型價值鏈的區域化傾向尤為明顯，致使技術密集型產業附加值創造的區域集聚效應凸顯。受益于區域內部便利化、機制化的貿易條件，區域化不僅有利于鞏固產業鏈韌性，還會因產業內分工深化而擴大中間品和最終產品的貿易。產業鏈區域化對新型區域貿易協定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制度需求，順應這一趨勢，近年來全球治理的區域性機制不斷增強，其中不乏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歐盟與日本簽訂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FPA）等一批新型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覆蓋面廣、成員多樣化程度高的區域自貿協定。隨著全球價值鏈裂解為多條區域價值鏈，產業鏈出現了區域化與短鏈化同步的趨勢，進一步拉大了國家之間的分化。這種趨勢持續作用的結果會使發展中國家利用比較優勢獲得全球化紅利的機遇減少，傳統的后發趕超道路受阻，特別是深陷數字鴻溝的欠發達國家有可能被排斥在新型國際生產體系和全球產業鏈之外，加劇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導致現行多邊體制被碎片化和邊緣化。

全球產業鏈重構既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際格局嬗變中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交織的結果。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和貨物貿易大國，已經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國因素”對全球產業鏈重構產生了日益深遠的影響。

科技革命的“雙刃劍”作用。技術進步及技術的跨境擴散被視為全球化最強勁的動力，盡管全球化遭遇逆流，但這種動力機制仍在發揮作用。因此，相關研究和社會輿論大都將逆全球化歸因于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以及由此帶來孤立主義、民粹主義等社會政治矛盾，忽視了深層次的科技因素及其對要素全球化配置的“雙向”影響。近期的研究認為，科技創新并不是在產業成長的任何階段都具有推動分工深化和產業梯度轉移的正向作用，恰恰相反，在新工業革命初期，由于顛覆性創新活動一向由少數先行國家掌握，為持續獲得壟斷利潤、搶占國際競爭制高點，無論從企業策略的微觀層面還是國家戰略的宏觀層面，新興領域都蘊含著抑制技術擴散的“反全球化”力量，有較強的內向化傾向，成為引發制造業回流和生產本地化的重要因素，進而在特定時期發生所謂的“技術反噬”現象（楊丹輝、渠慎寧，2020）。

通過比較不同類型行業產業鏈的變化同樣可以發現，相比中低技術強度產業，高技術強度產業的產業鏈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回流發達國家和持續增強的區域化趨勢（UNCTAD, 2020）。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興技術、先進專用設備和智能制造解決方案助推主要工業國形成強有力的國內循環，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一項研究顯示，全球高達50%的工作是可以被機器人替代的，到2030年將有4億～8億人的工作崗位會因人工智能的應用而產生變動，其中，工資水平越高的國家受自動化的影響越大，技術因素在產業鏈重構中的作用更為突出。同時，總體上看，世界范圍內信息通信技術（ICT）、芯片、生物醫藥等高技術領域競爭激烈，產業鏈的安全形勢更加嚴峻，風險事件頻發，且因產業鏈復雜程度高，一旦出現斷點堵點，會在上下游環節之間產生顯著的波及效應。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工業革命在少數甚至是單個國家和地區率先爆發，其影響在國與國之間的傳導存在一定的時滯，在工業化先行國建立起現代化產業體系之后的數百年中，仍有很多國家未能開啟工業化歷程。然而，隨著交通、信息技術快速發展，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有可能突破傳統的演進規律，在世界范圍內多源迸發，從而為后發大國崛起并主導產業鏈重構提供戰略機遇。

大國競爭與國際格局變化。中美之間持續升級的大國博弈和不斷深化的利益脫鉤對全球產業鏈重構產生了深遠影響。從美國和歐盟相繼發布的供應鏈安全評估報告及其主要結論可以看出，發達國家對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偏好的背后有著更為復雜的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供應鏈“去中國化”的戰略意圖。美歐不僅對關鍵供應鏈的定義和選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重疊性，而且將應對供應鏈安全風險、提升韌性的著力點不約而同地落在“對抗或遏制已經形成的供應鏈節點國家的控制力”，其依據是在半導體、關鍵礦產、鋰電池、醫療物資等關鍵供應鏈上，中國已具備廣泛的影響力，在全球三大區域生產體系中，中國對于增速更快、潛力更大的亞洲區域供應體系的領導力還在逐步提高。

大國競爭的實質在于此消彼長的國際格局變動。歷史地看，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失衡長期存在，進入21世紀，國際格局總體上表現出“東升西降”的演進方向，2001～2019年，亞洲GDP增長了2.7倍，同期歐洲和美洲GDP增長僅為1.2倍和1.1倍。這種變化趨勢反映在全球價值鏈增加值的深層結構上，呈現結構性權力分散、產業鏈多極化增強的趨勢。為維

護在國際生產體系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美國采取更加機制化、多樣化的手段，從引導制造業回流、加征關稅和出口管制、限制投資活動和人員交流到利用國內法進行長臂管轄，再到聯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建立新型半導體聯盟，強推印太戰略，針對中國日益提升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掌控能力，實施全方位的打壓和密集封堵。中美大國競爭引發的供應鏈“去中國化”將會進一步強化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本土化、短鏈化、區域化趨勢，增加了外部不確定性，為我國暢通國內國際循環帶來了現實挑戰。

重大風險事件的沖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重大災害和風險事件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沖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實際上，脆弱性和韌性本來就是全球化“硬幣”的兩面，面對自然災害、地緣政治形勢惡化、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以及系統性金融危機，通過分工深化和中間品貿易而實現緊密關聯的復雜產品產業鏈顯得尤為脆弱，同時也更容易凸顯韌性的重要性（WTO,2021）。盡管迄今為止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并未徹底走出因新冠肺炎疫情受阻的困局，但總體來看，相較于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的破壞，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產業鏈表現出了較為充分的韌性和彈性。這無疑得益于各國政府及時出臺應對措施，而且與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時相比，主要經濟體抵御外部風險多了數字技術和網絡平臺這一強有力的技術工具，也正因如此，后疫情時期，經濟復蘇和產業鏈重構的走勢在國家之間、行業之間、市場主體之間展現出典型特征的K形分化。

隨著疫情持續蔓延，全球供應鏈體系逐步恢復，但供給偏緊推動大宗商品、工業原材料和國際物流價格上漲，引發新一輪通貨膨脹，通脹壓力加速向下游環節傳導，拉大了全球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生產經營績效的差距，俄烏沖突爆發致使已出現緩和跡象的通脹形勢更加復雜難料，大大增加了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構的變數，嚴重挫傷了市場的信心和預期。重大風險事件頻發凸顯出對產業鏈重要環節進行備份的戰略意義，勢必進一步強化產業鏈的本土化、短鏈化趨勢和安全導向。

全球治理體系的局限性。自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貿易政策環境與國際分工方式保持著近乎同向同步的演進趨勢。以WTO為標志性成果，國際經濟協調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相繼取得了一批重大的體制機制性成果，為全球化進程加快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撐。然而，國際金融危機改變了各國對貿易規則的需求，世界范圍內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盛行，中美之間大國競爭進一步暴露出現行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集中體現在以框架性的組織架構協調大量復雜多變的國與國之間的利益關系，導致多邊談判和決策效率低下、議題倡導不力、對成員權益與義務的約束效力不對等、差別化待遇不夠細化等長期無法解決的問題。

面對WTO改革進展遲緩、難以實現根本性突破的困境，為適應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新要求，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訴求，試圖撇開現行多邊體制，以新型高層級FTA挑戰WTO的主體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深陷“數字鴻溝”和新一輪開放困境，捍衛全球化理念、維護全球化治理缺少合力，這種漸行漸遠的利益分歧增加了全球治理赤字，加劇了多邊體制碎片化的風險，固化了產業鏈區域化布局的現實選擇。

中國因素的影響。盡管中國工業需要長期面對大而不強的現實，產業鏈上核心技術和關鍵原材料“卡脖子”問題突出，但憑借完善的產業體系、國內市場和制造業產能的雙重規模優勢、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中國已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一環，深植于產業生態的體系優勢逐步轉化為產業鏈供應鏈的綜合能力，彰顯出強勁的韌性，這種優勢和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檢驗和提升。在向全球價值鏈（GVC）高附加值環節持續攀升的同時，中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出現了與主要出口大國相似的變動態勢。根據《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1：超越生產》的測算，以國際金融危機為轉折點，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由快速擴張轉向收縮放緩的階段性變化清晰可辨，直接表現為全球以中間品貿易為主的間接出口增速明顯放緩。

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創新能力不斷增強，作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和最強引擎，中國對全球生產和貿易相關的增量貢獻不僅提升了自身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而且直接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格局。數據顯示，1983年，中國貨物出口僅占全球貨物出口總額的1.2%，2020年這一比值升至14.7%，同期美國和日本貨物出口占比分別由11.2%、8.0%下降到8.1%、3.6%。發達國家市場份額的流失引發了其供應鏈安全焦慮，為其推行供應鏈“去中國化”提供了口實，但真實的情況卻是，中國以世界工廠的角色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對發達國家同樣作出了產出貢獻，發達國家因中國制造獲得的增量產出甚至高過新興經濟體（張同斌等，2017）。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順應全球價值鏈重構的趨勢，拓展、深化國內分工，促使中國國內價值鏈及其最終需求成為維護世界經濟穩健的重要因素，日益完善的國內價值鏈帶動了中國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增加值出口。反觀發達國家與中國脫鉤的行為，并沒有改善世界主要經濟體增加值貿易的競爭優勢（余麗麗、潘安，2021）。從亞太地區看，目前，美國在亞太區域價值鏈上仍占據主導地位，在亞太價值鏈重構過程中，中國的角色在需求和生產兩端均得以顯著上升（周彥霞等，2021）。但隨著美國實施印太戰略，亞洲供應鏈體系有可能出現多極演進、激烈競爭的新局面。
 

從全球產業鏈重構趨勢及背后的深層動因來看，影響重構的關鍵因素及其作用機制不盡相同，既有長期性、內生性、難以逆轉的方向，也有階段性、外生性、不確定性的沖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劇了世界經濟“去全球化”、全球供應體系“去中國化”的風險，放大了產業鏈上“卡脖子”的短板；也為發揮產業體系優勢，整合區域價值鏈、打造現代化產業鏈、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在國際生產和貿易體系深度調整和全球產業鏈加快重塑的大趨勢下，中國作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決策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緊迫性。

必須清醒認識到，盡管全球產業鏈出現了本地化、區域化、短鏈化的趨勢，但不能因此否定全球化螺旋式上升的歷史性演進規律，更不能因外部不確定性增加而將國內產業鏈與全球供應鏈、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割裂開來。進入新發展階段，要立足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強鏈延鏈，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

為此，一要科學評估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形勢和保障能力，精準識別斷點堵點，堅持創新驅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加緊補短鍛長，不斷突破產業鏈關鍵環節上“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和零部件，全面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實現創新鏈產業鏈互促融合。

二要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充分調動生產端消費端積累的海量數據優勢，加快構建可延展、可共享、能兼容、開放式的數據要素交易機制和數字資產體系，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據化齊頭并進，面向不同行業和產業鏈不同環節開發智能制造解決方案，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持續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引領全球產業鏈數字化轉型。

三要大力培育擁有國際化的前瞻視野、領航行業發展關鍵力量的產業鏈鏈主企業，壯大憑借高溢價專用資產嵌入全球價值鏈、深植于高技術領域產業生態體系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群體，以多層級、多元化的市場主體支撐開放包容、充滿活力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四要技術減排、結構減排和制度減排多措并舉，差別化分解雙控任務，強化“自上而上”與“自下而上”雙向互動的減排激勵機制和市場化的倒逼作用，鼓勵高載能行業攻堅克難，數字化綠色化同頻共振，探索全產業鏈低碳轉型的新路徑。進一步凝聚綠色發展和低碳轉型的國際共識，積極開展能源、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完善環境規制和綠色標準體系，確立面向碳中和的全球生產貿易新秩序和綠色合作機制。以共建綠色“一帶一路”為契機，促進中國工業綠色發展成果和經驗的全球共享。

五要以RECP落地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申請加入DEPA（數字伙伴關系協定）、CPTPP為契機，夯實亞太區域價值鏈的制度基礎，打造協同高效的“亞洲制造”新體系。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體制，由商品和要素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由全球治理體系的主要參與者轉向制度設計者和邊際貢獻者，創造性、高質量地提供全球治理公共產品，推動形成更加開放、包容、協調的全球治理和規則體系。
 

六要建立完善產業鏈風險評估和安全保障體系，切實維護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稀有稀缺金屬、人工智能、5G等重點領域的國際利益共享機制，加強因外交事件、技術封鎖、金融危機、重大突發事件等因素引發的供應鏈風險預警，促使產業鏈韌性和穩健性雙保雙升。


 

文章轉自：新材料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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